美国政治科学研究方法社群的起源、演进与现状 | 学科发展
编者按
政治研究的科学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这是国内和国际学界对政治科学研究者及其学术产出的要求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当然，国内学界目前在社会科学方法论及其应用这一领域中仍存在争议。但值得强调的是，无论是囫囵吞枣式的拿来主义，还是盲人骑瞎马式的方法批判，都不可取。基于此，我们选译了4篇关于政治方法论的评论文章，以飨读者。这些文章包括对政治方法论的认知与定义，到如何成为政治方法论研究者（及其判定标准），到如何研究政治方法论均有涉猎。
今天我们将继续推送有关政治方法论社群的评论文章。学术的发展离不开学人的参与，对于研究方法而言尤为如此，原因在于方法学家们开发新的方法终究需要应用到实际的学术研究中。在美国，研究方法社群也伴随着量化方法的兴起、扩展和兴盛而逐渐建立。我们相信，美国相关研究社群发展的经验对国内学界发展学术共同体亦有所裨益。
美国政治科学研究方法社群的起源、演进与现状
（原标题为：《政治方法学家的转变标准？政治方法学会的历史趋势（Shifting Standards for Political Methodologists? Historical Trends in the Society for Political Methodology）》，现标题为译者所拟）
左：Sara McLaughlin Mitchell
右：Christopher H. Achen
作者：
Sara McLaughlin Mitchell, University of Iowa
Christopher H. Achen, Princeton University
编译：
焦磊，山东大学
引文格式（MLA）：
Mitchell, Sara McLaughlin, and Christopher H. Achen. “Shifting Standards for Political Methodologists? Historical Trends in the Society for Political Methodology.” Ps -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vol. 51, no. 03, 2018, pp. 574–79.
“然而，将‘方法论领域’这个术语应用于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实际上是不准确的。当时并没有一个成熟的方法论领域。”
“方法论者识别出政治科学中遭遇统计方法论困难的研究问题和理论，并开发新的策略、工具和估计方法来更好地解答这些问题。”
“美国政治行为不再是定量研究者的主要实质性兴趣，他们通常关注国际关系、其他大洲的选举政治或世界各地的政治制度。学会在接纳新成员、新观点以及关于会议中专业互动的新偏好方面做得如何？”
在2008年俄亥俄州立大学举办的首届“方法论视野”（Visions in Methodology）会议上，与会者被要求在开幕晚宴上做自我介绍。在场的二十多位女性中，只有一位认为自己是政治方法学家——这可是在一个旨在培养女性政治方法学家的会议上！在这环节之后的讨论中，房间里的女性讨论了为什么她们不认同自己为政治方法学家，尽管在提交申请时她们肯定视自己为方法学学者。但似乎“政治方法学家”这一术语并未成为她们职业身份的一部分。
本次研讨会旨在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何为政治方法学家？”我们为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些历史背景，主要聚焦于政治方法学会及其暑期会议的创立过程，以及自1984年成立以来该组织是如何演变的。我们首先描述了学会创始人的兴趣所在及他们如何看待政治方法学家的角色。接着，我们阐述了这些最初观点是如何演进的，随着学会规模和多样性的增加，政治方法学家的身份又是如何变化的。最后，我们为进一步扩大该学会在政治科学领域的影响力、相关性和作用提出了建议。
起源
量化方法在19世纪开始出现在社会科学领域。在那个前互联网、前计算机甚至没有计算器的时代，这项工作异常艰难，初期应用仅限于简单的统计度量，尽管常常带有相当程度的实质内容上的精妙。到了20世纪初，芝加哥大学引领了行为主义革命。在那里，Harold Gosnell将随机实验、因子分析引入学科，并广泛使用回归分析。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Herbert Simon也曾师从他。到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像Simon、Bill Riker、Don Stokes等著名学者开始为政治科学应用进行统计和理论推导，而不仅仅是应用其他学科的工具。
随着计算机时代的到来，量化分析变得容易得多，大量年轻学者投身于此。高质量的学术调查研究，以美国国家选举研究（ANES）为黄金标准，也出现在这个时代。在Warren Miller的领导下，跨大学政治和社会研究联盟（ICPSR）免费向个人研究人员提供了这些以及其他数据。突然之间，人们可以在半小时内完成先驱们需要花费数周的工作。因此，重要的实质性研究成果大量涌现。当然，质性方法和历史方法在当时乃至现在都保持着重要的智力价值，它们在某些子领域占主导地位，这是理所应当的。但是到20世纪中叶，政治科学将成为一个大多数研究采用量化研究工具的学科的趋势已经明朗。
与量化应用并行，方法论研究在此期间也日益重要。尽管基数较小，但在1960年代中期之后，学科期刊中的方法论文章数量急剧上升。《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一直是方法论文章的主要发表平台，直到1970年代中期，Stokes在《美国政治科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中建立了工作坊板块。由John Sullivan和George Markus编辑的《政治方法论》（Political Methodology）于1974年问世。到了1980年代初，方法论领域显示出健康和发展的迹象。
然而，将“方法论领域”这一术语广泛应用于这一时代实际上是不准确的。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方法论领域存在。美国政治学系提供的是美国政治、比较政治、国际关系和政治理论课程。直到60年代，几乎没有全职的方法论家被任命。除了少数几个先锋机构外，综合性系部提供的此类职位非常少。几乎没有人参加过方法论和形式理论的研究生考试。20世纪60年代之前，大多数研究生方法训练主要是实践性的，旨在教会学生使用有限的可用统计软件。但在这个时期，开始出现一群主要是年轻学者，他们在课堂上做证明，并主要将自己视为方法论学者。然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被聘请来教授其他内容。
过时的学术结构与这群学者的教学和研究身份之间的冲突产生了不满。当Steven Rosenstone利用他在APSA会议上的评论员角色提议成立一个政治方法学家组织时，这个想法如同闪电一般击中了大家。这听起来很棒。但是参与的学者很少，且没有一个是已广为人知的，研究资金也非常稀缺。会有足够的人报名吗？他们会付费加入APSA的一个分会吗？年度分会会议的资金从何而来？又如何找到资金资助研究生参会？这一切看起来都难以实现。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后，随之而来的很可能是组织的崩溃，这似乎是最大可能的结果。
然而，由于所有参与者的辛勤努力，以及Warren Miller等资深学者的关键支持，这些挑战得到了克服。邀请那些在APSA年会上参加方法论专题讨论的人申请参加首次会议，并请他们将此消息传达给研究生。1984年，在ANES的支持下，政治方法学会的第一次夏季会议在安娜堡举行，约有十几位学者出席并积极参与了整个项目。在会议结束时，主席勇敢地宣布“政治方法学会的第一次年会已经结束。”实际上，没有人知道第二次会议将如何举行，更不用说成为年度活动了。然而，次年该团体在伯克利再次聚会，与会人数有所增加。APSA的政治方法论分会得以建立，并在John Jackson的领导下，获得了国家科学基金会对夏季会议的支持，自那时起，这些会议每年都会举行。
学术交流也得到了更新。《政治方法论》（Political Methodology）在Chris Achen和Jim Stimson的编辑下发展成为《政治分析》（Political Analysis），新期刊的第一卷于1989年出版。学会于1988年开始出版《政治方法学家》（The Political Methodologist, TPM）通讯，Gary King担任编辑。Hank Heitowit领导下的ICPSR暑期项目迅速响应了分会的兴起，提供了扩大的高级课程列表，旨在向专业领域传授广泛的专业主题。Sage出版社的社会科学量化应用（Quantitative Application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QASS）系列还出版了一系列关于各种方法论主题的成功通俗专著，旨在温和地向广大读者，主要是学生，介绍新方法论的基础知识。这些早期的成功导致了更多方法论出版物出现在政治学期刊上，APSA分会成员不断增加，夏季会议的参与度也在增长。现在的年会吸引了超过150名与会者，方法论已成为大多数研究型院系的标准领域，方法论职位也成为该学科的标准职业路径。除了一些重要的例外，早期的方法论者主要关注美国政治，但现在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子领域也吸引了大量的方法论关注和兴趣。特定主题现在已经形成了足够的规模，创建了自己的APSA分会，包括政治网络、政治预测以及越来越复杂的质性方法领域，其中往往包含大量的多方法成分。
因此，该分会的成功远远超出了第一代人的梦想。在许多方面，方法论分会现在享有强健的活力。但伴随着这种健康状态，也出现了新的挑战，这些挑战在最初一二十年里未曾涉及，因为那时仅仅是建立组织并使其运转就需要所有人的时间，也许使他们没有充分意识到正在出现的新任务。
早期对政治方法论数学方面的重视，虽然在当时可能是必要的，但也确实设定了一个模式，并对该领域产生了一套期望。某些类型的工作被视为真正的方法论，而其他则不然。即便是量化研究的关键部分，如意见调查的设计、实施和传播，在很大程度上也被搁置一边，尽管在统计学家中间，有关调查抽样和受访者加权的统计理论已经相当先进。在国际关系领域迅速发展的事件数据领域等众多其他数据创建及其统计属性方面，也同样只得到了一点关注，而在比较政治中显得尤为重要的案例选择和质性推断的挑战也是如此。结果，政治方法论者的专业身份呈现出某种特性。这种特性一直延续至今。
构建身份认同
在经历了初期的自我定义阶段后，政治方法论者的工作在过去几十年里并没有太大变化。他们识别出政治科学中遇到统计方法论难题的研究问题和理论，并开发新的策略、工具和估计方法以更好地回答这些问题。政治方法论者还在其部门教授方法论课程，并帮助他们的研究生融入方法学社群。他们经常作为顾问为同事提供帮助，协助确定研究项目的最佳方法论途径并帮助实施。政治方法论者在诸如《政治分析》这样的期刊上发表研究，并开发软件以便更多的政治科学家能够采用他们推进的统计方法。简而言之，我们领域的研究和教学活动的整体特征与20世纪80年代学会首次举办夏季会议时非常相似。
发生变化的是对方法论者所需知识范围的期待。在20世纪60年代，如果院系能提供两门方法论课程，研究生就已经很幸运了。到了90年代，一个典型的研究生项目可能会提供多达四门方法论课程，重点放在研究设计、入门统计学、回归模型以及建立在回归基础上的一些高级主题，比如联立方程模型或时间序列分析。然而，还有很多内容缺失。例如，最大似然估计（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MLE）被教授作为估计Probit和Logit模型的基础（通常会提及最小二乘回归分析在误差正态分布时也是MLE），但在个人电脑普及之前，进行MLE所需的计算能力并不普遍可用。因此，直到21世纪初，MLE才成为政治科学研究生课程的核心部分。为了获得MLE和其他专门技术的额外培训，研究生不得不参加ICPSR暑期项目或在校内寻找其他学科的课程。
如今，许多项目在方法论序列中涵盖了更广泛的主题。例如，爱荷华大学政治学系要求四门课程（研究设计/科学哲学、入门统计/数学、回归/MLE和高级模型），并提供了许多超出这些主题的选修课程（如R/STATA高级计算、贝叶斯统计、文本分析、网络分析、空间模型和时间序列分析），以及一些针对特定方法论主题的短期研讨会（如地理信息系统[GIS]）。此外，因果推断和实验设计在多数项目中更有可能成为方法论训练的概念基础，这有助于概念上的严谨性，只要它们不变成束缚。明智的政治方法论研究生仍然会在校园内的其他部门修读课程，并寻求暑期或其他培训项目来提升技能，但他们可以在自己的部门内部比以往更进一步。
政治方法论中方法和主题的变化既反映了相关学科的进步，也反映了我们自己学科中出现的新实质性问题。对某些主题的兴趣，如贝叶斯统计，最初源于相关学科，尤其是统计学和经济学对它们的日益关注。另一方面，对事件计数、事件历史、多层次模型和网络分析的兴趣，则更多是由我们在政治科学中研究的主题所驱动。方法论者的工作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向政治科学家通报相邻领域的进展，并将他们的模型调整以适应我们的需求。正如Lewis-Beck指出的那样，政治科学中的大部分方法论出版物都采取了“传教式”的方法，即将其他学科的技术引入我们自己的领域。这类工作非常有价值，因为我们必须了解特定工具如何与我们的数据协同工作。哪些协变量需要平衡？哪些回归不连续性有效，哪些无效？缺乏实质知识的统计工具的草率应用与相反的错误一样危险。
然而，尽管传教士的价值不可小觑，但他们并不能满足所有的需求。那些更多扮演“神学家”角色、从政治科学本身创造“方法论工具”的政治方法论者较为少见，尽管他们的数量在缓慢增长。当然，我们可以明确指出政治科学家在其中发挥了核心作用的方法论研究领域，比如生态推理、意见变化的动力学以及立法投票的尺度化。一些政治方法论中最有趣的发展正是在政治问题的激发下产生的，而这正是职业界的其他成员感兴趣的类型工作。
保持让政治方法论者进行有重大意义研究的深刻实质性兴趣并非易事。即使在政治方法论者为自己设定的议题范围内，新晋政治方法论者要在就业市场上具有竞争力所需的深度技术专业化程度也是令人望而生畏的。有时，他们的研究生训练完全是在另一个学科中进行的。对政治和政治数据的了解面临着被边缘化的风险，只有部分通过与实证领域中更有见识的同事合作才能得到缓解。正如我们中的一位所写，其后果是“政治方法论者常常忽视学科中的关键推理问题，因为我们对提出这些问题的议题知之甚少”。
面对这些困境的研究生必须做出选择，对于那些想成为方法论者的学生来说，问题尤其尖锐。在技术复杂性和对政治科学的深入理论和实证知识之间找到正确的平衡是什么？这类问题不容易回答，每个学生的决定也不可避免地会有所不同，而且恰当地应该如此。但我们在这里要强调的是，不存在仅仅基于数学技能的等级制度。学会早期几年形成的方法论身份只是所需的一部分。科学进步将来自各种各样的人。告诉一个在统计推导班上不是最顶尖的研究生“你永远不会成为一个方法论者”，这不仅是糟糕的教学，也是说话者对学科和科学总体认识不足的表现。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数学方面受过很好的训练，但他深刻了解的是物理学。为了充实他的理论，他需要那些拥有比他更深厚的数学技能和训练的同事的帮助。而这些同事的名字已被遗忘。
政治研究方法的多元化
政治方法学会的创始成员主要是对美国大众政治行为感兴趣的白人男性，学会最初的定位也反映了这些兴趣。与整个政治科学界一样，政治方法学界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变得更加多元化，随之带来了实质兴趣和方法论关注点的变化。例如，研究各类少数群体所面临的特殊障碍现在得到了更好的认识。美国政治行为不再是在定量研究者中占主导地位的实质性兴趣，他们往往专注于国际关系、其他大陆的选举政治或世界任何地方的政治制度。学会在接纳新成员、新视角以及关于会议专业互动的新偏好方面做得如何？
我们这里主要关注性别多样性，因为这是我们最能讨论的话题。政治方法论的多样性模式很重要，因为它们提供了洞见，说明方法学学者不仅如何定义其群体成员的身份，而且这种定义是狭隘还是宽泛。部门层面针对政治方法论的培训增加是否使得该领域对多样化的学者群体更加开放？或者，对政治方法论者专业知识和技能集的不断扩展期望是否进一步阻碍了我们多样化会员的努力？
在图1中，我们展示了组织会议的所有年份（1984-2016年）夏季政治方法会议中女性论文报告者的百分比数据。平均值为12%，范围从零（1985年、1988年）到22%（1994年、1999年）。平均值随时间逐渐增加，平均每年约增加三分之一个百分点，但我们注意到过去十年没有明显的趋势。当然，参与者数量也急剧增加，从1984年的16名参与者增加到近年来的175多名。因此，虽然参加夏季会议的女性比以前多了很多，但她们仍然只占总报告者总数的20%。这一比例略低于其他类似规模、以定量为导向的政治科学组织的平均水平。
图1 1984-2016年政治方法论夏季会议论文发表者中女性所占比例
当Janet Box-Steffensmeier于2005年成为学会主席时，增强学会的多样性成为了一个更严肃的优先事项。她帮助为“方法论视野”（VIM）会议创建资金，通过将这些资金需求嵌入到整体的国家科学基金会补助金申请中，该申请支持了学会。VIM会议旨在指导政治方法论领域的女性，并帮助招募更多女性参加夏季政治方法会议。Box-Steffensmeier还在俄亥俄州立大学主办了首次VIM会议，并帮助招募其他学者主办了另外九次会议。学会的多样性委员会成立于2006年，尽管其影响和活跃度随时间波动。作为ICPSR暑期项目的负责人，Hank Heitowit和Bill Jacoby还帮助创建了为女性和代表性不足的少数族裔参加ICPSR的资金奖励。
招聘多元化参与者的潜在障碍之一，可以说是夏季会议中那种刻板印象中男性好争辩和竞争的本质。很多时候，初学者发现有必要通过声明自己实际上并不是方法论者来为自己辩护，因此不属于业余的追求地位行为。与任何会议一样，不太友好的氛围会影响学者在初次参加会议后的回归兴趣。Dion和Mitchell（2012）从1984年至2010年研究了这一模式；至少参加了两次夏季会议的参与者被视为重复参与者。总的来说，女性的重复参与率（37.5%）低于男性的重复参与率（44.4%）。然而，在较晚的分析时间段（2002-2010年与1984-1992年相比），女性的重复参与率增加了约10个百分点。这表明促进多样性的努力有助于吸引女性回到政治方法论会议。团队规模的增大促进了更多合作互动的产生。更多的海报展示也营造了更好的氛围，便于青年学者展示他们的研究。
最近的多样性努力之一是在夏季会议首日晚上组织女性晚餐（Dion 2014）。虽然一些学者享受与其他女性建立联系的机会，但其他人则对晚餐中缺少资深女性表示遗憾。这有些讽刺，因为资深女性的缺席反映了早期女性会议参与者系统性退出学会的决定。结果，形成了一种不幸的动态，即一些女性试图与社区中的其他女性保持距离。
另一方面，VIM会议成功地建立了女性政治方法论网络。Barnes, Beaulieu和Krupnikov的一项研究发现，VIM参与者比对照组的女性更视自己为方法论者，他们对成为方法论者的定义比男性或女性对照组更为宽泛，而且他们受邀演讲和向期刊提交研究文章的比例高于未参加VIM的女性。这些发现与Blau等人在分析经济学CEMENT辅导计划时所识别的模式相似。两项研究都指出了在政治方法论中开展辅导活动以改善我们社区多样性的的重要性。
提交给前几次VIM会议的申请显示出一个有趣的模式。许多申请者从未参加过夏季政治方法论会议。为什么女性学者愿意将她们的研究提交给VIM，而不是学会更广泛的常规会议？这部分反映了学会在早期尤其不那么开放和吸引人的声誉。这也可能反映出与男性相比，女性在政治方法论中的社交和辅导机会的缺乏。
为了调查参与度上的性别差异，学会支持了一项随机对照试验，该试验涉及邀请男性和女性申请参加夏季政治方法论会议。作者发现，虽然被选入处理组（因此收到两封鼓励她们申请的电子邮件）的女性更有可能申请，但她们被会议接受的概率并未提高。这部分原因在于许多女性申请人无法获得支持性的推荐信。
这些结果表明，为女性和少数群体考虑广泛招募策略的重要性。我们源自近半个世纪前形成的职业身份的传统方法可能存在缺陷。正如许多大学所了解到的，对少数群体持开放态度并提供奖学金并不足以提高校园中的少数群体存在感。人们需要感到联系和受欢迎，校园氛围应该是支持性的，而不是被其他群体主导。大多数社会科学家都知道支持这些发现的长达数十年的研究成果。我们迅速看到并谴责那些未能适应不断变化的美国规范的商业和工作场所组织的盲目性。现在，诀窍也将是睁开我们自己的眼睛，拓宽视野，并建立一个更广泛、更具包容性的定义，以界定什么是政治方法论者。
(因篇幅限制，参考文献从略）
〇 编辑、排版：焦磊
〇 审校：郭瑞涵 大兰